《周易》政治哲学演讲(十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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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无咎无誉。」是出自《周易·坤》篇中的句子。

    《吕氏春秋》里也有多处引用《周易》来阐明事理。

    如《务本》篇：「《易》曰：‘复自道，何其咎，吉。以言本无异，则动卒有喜。」

    《召类》篇：「《易》曰：‘涣其群，元吉。涣者贤也，群者众也，元者吉之始也。‘涣其群，元吉者，其佐多贤也。」

    我们通过战国时期的书籍所引述《周易》一书里的内容来看战国时期的上层文化精英者是把《周易》作为义理之书看待，这应是无疑的。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，也是巫术、数术在上层和文化学者层里失去了地位的时代，占筮问卜是遭到文化精英排击的时代。我们已知孔子，孙武都进行过启蒙，都反对占筮术。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们是知道，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间的取胜要依靠的是什么，不再象春秋时期那样用龟占，或卜筮来预知人事吉凶了。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。韩非子更是把卜筮看作是人主（君主）可亡的事情之一，而列举出来。

    如《韩非子·亡征篇》里说：「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，权轻而臣重者，可亡者……用时日，事鬼神，信卜筮，而好祭祀者，可亡也……。」

    这里把「用时日，信卜筮」上升到可亡身败国的高度看待，不能不是文化精英对巫术卜筮迷信的有力排击。这就是战国时代，即理性时代里「祛魅」的声音。这理性是来自于时代里政治上的竞争分不开的，有了政治上的竞争，才会有思想学术上的自由。有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，才会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。

    在战国时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的引用《周易》直接阐明事理之外，没有记录用《周易》筮卜的例子了。对《周易》一书恢复其本来义理之书籍性质，是战国从两个方面的成绩，一是文化精英对巫术筮卜的排击；二是文化精英对《周易》一书思想要旨的正确领会，才能够出现如庄子的那种认识，把《易》列入「六经」之一，也才有荀子的「善易」者不占的说法，也才有战国时期的「易学」(即《周易》学，不同于帝制时期的「易学」，那是《易经》之学，因《易经》包括了《周易》与《易传》)成就。

    战国时期主要的论《易》（即《周易》）文章出现「易学」的专论里，就是后来说的「十翼」（或叫（易传））里的一些文章，即属于战国时期的一些「易学」文章了。

    战国时期有名有姓可考的荀子也曾说过「善《易》者不占」(因为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些《易传》可以说是无名氏之作)。荀子的「善易者不占」是出自《荀子·大略》：「善诗者不说，善易者不占，善礼者不相。」这句话的白话文应是「善于研治《诗》的人不作解说，善于研治《易》的人不占卜。善于研治《礼》的人不辅助行礼。」

    荀子认为的《周易》，若完善或完整的领会其精神实质，就不会去占卜了。显然荀子眼里的《周易》并不是讲筮卜的筮卜书，是义理之书。只有那些没能够领会其实质内涵的人才把《周易》当成筮卜之书看待，这是再明确不过的说法了。

    虽然《大略》篇被研究者认为是荀子弟子所记，但不失为荀子的思想。

    荀子是战国后期王学思想集大成者，《荀子》一书在对自然观上的认识是理性的，如「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应之以治则吉，应以乱则凶，强本而节用，则无不能贫；养备而动时，则天不能病，循道而贰，则不能祸。」

    这是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，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，这就是「天人相分」的理念。但《荀子》一书不为后封建社会里承认为儒家经典列为「经」书，而是排除在外。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者的专政下需要的(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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